2022年3月10日，墨西哥毒販在米卻肯州發生幫派爭斗，5名槍手在交火中死亡，阿吉利亞市長巴倫西亞也遭槍擊身亡。圖為遇害市長巴倫西亞的家人手持他的照片。 （新華社/圖）

2022年3月15日，墨西哥資深記者阿曼多·利納雷斯(Armando Linares)遇害。據墨西哥米卻肯州警方消息，他在距首都墨西哥城150公里的錫塔夸羅市的家中至少遭受了八次槍擊。

這是2022年墨西哥發生的第8起新聞從業者遇害案，而2021年全年有9名記者遇害。

“我們是利益團體的目標”

利納雷斯是墨西哥新聞網站米卻肯觀察者（Monitor Michoacán）的媒體總監兼聯合創始人。七周前，利納雷斯的同事、攝影記者羅伯托·托萊多(Roberto Toledo)也被謀殺。

“我們沒有武器，唯一的防衛（工具）是一支鉛筆。”利納雷斯在生前錄制的一段視頻中控訴，羅伯托·托萊多被害是腐敗團體對他們新聞團隊的威脅。

2021年年末，米卻肯觀察者刊出多篇報道，揭露錫塔夸羅市前市長卡洛斯·伊魯納（Carlos Herrera）、米卻肯州前州長錫瓦諾·科內霍（Silvano Aureoles）的貪腐丑聞，同時批評錫塔夸羅市警察修改了被捕毒販信息。

如今，因員工連續遇害，米卻肯觀察者網站已關閉。

墨西哥是對記者最危險的國家之一。據統計，自2000年以來，大約有150名墨西哥新聞記者遇害，但只有極少數案件被定罪。

2022年3月，墨西哥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在每日新聞發布會上稱會調查近期的新聞工作者遇害案。他說，“我們已經在調查了。”

“在墨西哥，殺死一名記者很容易。我們是毒販、政客和商人等利益團體的目標。”墨西哥視頻記者喬格·涅托（Jorge Nieto）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的前同事、獨立記者馬格瑞托·馬丁內斯（Margarito Martinez）在兩個多月前遇害。

2022年1月17日，馬格瑞托接到一通“工作電話”后，離開了美墨邊境城市蒂華納（Tijuana）的家。16歲的女兒在家中聽到三聲槍響后發現，父親倒在了自家的轎車旁。

馬格瑞托死于頭部槍傷。他是2022年墨西哥第二位遇害的記者。他深耕犯罪新聞領域二十余年，長期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洛杉磯時報》和墨西哥《公正報》（El Imparcial）等媒體供稿。

2022年1月25日晚，墨西哥數十個城市的記者走上街頭為逝去的同行進行守夜和示威。在首都墨西哥城，有記者舉著“對毒梟擁抱，對記者開槍”的標語進行抗議。美國《紐約時報》稱，這是近年來墨西哥針對新聞從業者遇害最大的抗議之一。

墨西哥記者遇害案頻發也引發了國際譴責。2022年3月，歐洲議會以壓倒性多數投票譴責墨西哥記者遇害案，并譴責總統洛佩斯長期“詆毀和恐嚇獨立記者、媒體所有者和活動家”。

“承諾讓我失望。”2022年3月15日，墨西哥社會人士揚-阿爾伯特·霍特森（Jan-Albert Hootsen）在社交媒體上說，他對記者頻繁遇害感到“痛苦且震驚”。他此前也曾批評說，墨西哥政府經常“只做表面功夫，待到噪音平息后，就會繼續做別的事情”。

一份危險、廉價且辛苦的工作

在朋友眼中，第二名遇害記者馬格瑞托就像一個“魔法師”（El Mago），49歲的他常用暗語跟警察打招呼。工作20年，他依舊對新聞事業保持著熱情，甘愿冒險走進深夜的蒂華納，跟隨警車、救護車去突發新聞現場。

“馬格瑞托是一名謙遜大方的前輩，他從不吝嗇向新人分享經驗，他教的東西至今適用。”墨西哥記者喬格·涅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馬格瑞托的死讓他深感愧疚，他們相識于2006年，早年兩人常因尋找一個真相穿梭在午夜的蒂華納城郊。

美墨邊境小城蒂華納是墨西哥最危險的城市之一。據非營利組織公共安全和刑事司法公民委員會2020年的報告顯示，世界前10座“最暴力”城市中有7個位于墨西哥。墨西哥瓜納華托州塞拉亞市以每10萬居民出現109起兇殺案排名第一，而下加利福尼亞州蒂華納市的暴力程度排名第二。

由于城市暴力犯罪加劇，近年來蒂華納的電視臺徹底取消了夜班視頻記者，它們更依賴像馬格瑞托這樣的特約記者（Stringers），獲取新聞一手素材。墨西哥記者的生存條件并不樂觀。

“記者薪資普遍很低，月工資在300美元至450美元之間。”據喬格介紹說，特約記者更是“計件工種”。

本地機構媒體給特約記者的平均稿費不高，一張照片約2.5美元、一篇文字報道大約50美元。為了生計，馬格瑞托同時向五六家媒體供稿。墨西哥機構媒體還被指責長期通過“外包”方式壓榨記者的合法權益。

“即便你是正式合同工，你也只是媒體公司眼中的‘內容提供者’（provider），很少有公司為記者繳納社會保險、醫療保險，更不會為記者提供安全保障。”喬格說，他只在機構媒體工作了幾年，便獨自成立了新聞工作室，長期為歐美媒體供稿。

2019年，資深政治女記者盧爾德·馬爾多納多(Lourdes Maldonado)就“濫用勞工”問題，向墨西哥總統洛佩斯請愿，控訴原媒體公司Pacific Spanish Network拖欠工資。該媒體公司由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州前州長博尼拉·瓦爾迪茲(Bonilla Valdez)控股，博尼拉被曝與總統私交甚好。

這起事件曝光后，盧爾德如期得到賠償。但是，2022年1月23日，這名大膽直言的女記者在蒂華納被槍殺。

遇害前一個月，馬格瑞托也擔心自身的人身安全問題，向墨西哥聯邦政府尋求記者保護機制。

“由于州政府更替，保護機制的審核流程還未完成，他就離開了。”喬格和幾位同行舊友為馬格瑞托買了一塊墓地，也為他16歲的女兒發起了一項學費籌款活動。

危險的毒品犯罪報道

毒品犯罪問題是墨西哥社會的痼疾，也是墨西哥記者的熱門報道領域。自20世紀后期，哥倫比亞毒梟衰弱，墨西哥成為美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流出國之一。其間，以生產、走私和運輸為一體的毒品卡特爾(drug cartel)集團逐漸成型。

較為有名的卡特爾集團包括錫那羅亞卡特爾、哈利斯科新一代 (CJNG)、海灣卡特爾和洛斯齊塔斯（Los Zetas）等。據國際危機組織統計，2009年至2019年間墨西哥出現了463個毒品卡特爾集團。

近年來，為了擴張領地與影響力，毒品卡特爾常在街頭巷尾開戰。據墨西哥非政府組織Quinto Elemento Labs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稱，2006年至2020年，墨西哥毒品戰爭造成了大量傷亡，謀殺率激增1032%，近3.9萬具遺體身份不明。

2006年，喬格入行新聞記者時，正趕上卡爾德隆政府發起毒品戰爭，同毒販打交道成了他的工作日常。

“我和一個毒販保持密切聯系，彼此信任度很高，只一對一溝通知道對方真實信息。他在我面前很放松，甚至掏槍給我看。”喬格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盡管如此，喬格每次赴約前還是會留一句話給同事，“如果我幾點之前未歸，你就報警。”

墨西哥新聞工作者在毒品戰爭時代的報道空間與生存空間更為狹窄。針對記者犯罪的墨西哥特別檢察官辦公室(FEADP)報告稱，瓦哈卡州是記者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州，米卻肯州、塔巴斯科州和塔毛利帕斯州對記者來說也很危險。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這些州要么有港口海灣，要么與美國接壤，犯罪率極高，是販毒集團卡特爾的長期出沒地帶。喬格最危險的一次報道要數拍攝“錫那羅亞卡特爾毒品轉運現場”。

“我躲在距離很近的角落，看到大約200公斤海洛因從卡車被轉到貨船上，卡特爾里每個人都背著槍。我非常害怕警察或緝毒隊突然出現，發生槍戰。”喬格回憶說。

幾乎每一名新聞從業者都或明或暗受到過卡特爾的威脅。2021年8月，哈利斯科新一代代表魯本·塞萬提斯(Rubén Cervantes)喊話威脅墨西哥Milenio電視臺女主播，“就算外界譴責我殺女人，我也要讓你把說出口的話吞到肚子里。”

受到威脅記者的手機、社交媒體也長期被監控。據相關國際組織統計，超過十位以上的墨西哥記者被一款間諜軟件襲擊，該軟件會向記者發送“假短信”，從而進行感染并遠程監控。

由地方性卡特爾控制的城市，卡特爾審查與自我審查成為新聞工作者唯一的“生存之路”。

雷諾薩是墨西哥東北部一座邊境小城。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卡特爾集團控制著當地居民生活供給，同時在雷諾薩轉移毒品、性工作者和非法移民等。

有罪不罰、官員腐敗、縱容犯罪

墨西哥記者頻繁遇害的另一個原因是司法系統的“有罪不罰”。

據墨西哥智庫México Evalúa調查，2020年，墨西哥記者被害案件有94.8%仍沒有得到調查。

大多數情況下，墨西哥政府總會將記者被害原因與其職業撇清關系，歸咎于家庭矛盾、街頭斗毆和情感糾紛等。

“毒品政治”（narco-politics）對墨西哥記者構成致命威脅。一名向美國警方投案的海灣卡特爾中級頭目曾在證詞中坦白，“在墨西哥，毒品走私是一項政府運作的項目。”

據美國《舊金山紀事報》，超過三分之一針對墨西哥記者的襲擊來自于公職體系，如地方政府、軍隊和警察。這一數字在墨西哥灣東部沿海的韋拉克魯斯州已升至81%。

韋拉克魯斯州擁有墨西哥最長的海岸線和主要國際港口，它貫通墨西哥南北，是販毒集團卡特爾的“戰略要地”。山區森林也是毒販完美的藏身之處，錫那羅亞販毒集團頭目“矮子”古茲曼曾在逃亡時在此避難。

當地女記者雷吉娜·馬丁內斯（Regina Martínez）深度報道了兩名前州長菲德爾·埃雷拉和哈維爾·杜阿爾特的財務狀況、執政表現和對外投資，震動了墨西哥政界。

2012年，雷吉娜再次在墨西哥雜志Proceso聯合刊發一篇監督報道，指控兩名地方官員與卡特爾洛斯齊塔斯（Los Zetas）存在利益聯系。

次日，超過3000份雜志從當地報刊亭上消失。大約三周后，雷吉娜在家中被人勒住脖子致死。

但是，韋拉克魯斯州政府給出“情感糾紛”是雷吉娜被害原因。雷吉娜去世后，墨西哥新聞界聯合國際組織繼續調查雷吉娜謀殺案，并對其兩名州長進行后續調查報道。

2012年，前州長菲德爾·埃雷拉的名字出現在美國奧斯汀地區法院對韋拉克魯斯一家石油公司的洗錢審判證詞中。

“埃雷拉從卡特爾頭目手中拿到數百萬美元參與州長競選。”負責拉美毒品與洗錢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前特工阿圖羅·豐特斯說。當時，《福布斯》雜志稱埃雷拉為“墨西哥最腐敗的10人之一”。

2016年，墨西哥總檢察長辦公室指控另一位州長哈維爾·杜阿爾特貪污、非法致富和洗錢。杜阿爾特乘坐直升機逃離，后來在危地馬拉被捕。之后，杜阿爾特承認部分檢方指控，承認與“犯罪分子”合作，被判處9年有期徒刑。

在上述兩任州長執政期間，韋拉克魯斯州約17名記者被暗殺。

“墨西哥記者遭受的暴力是系統性的、全方位的威脅。”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拉美文化教授奧斯瓦爾多·扎瓦拉(Oswaldo Zavala)在《不存在的販毒集團》一書中寫道。

保護機制有名無實？

2017年，墨西哥調查記者吉爾多·加爾薩（Gildo Garza）在恐懼中逃到首都墨西哥城。

此前，他報道了兩起塔毛利帕斯州政府與卡特爾洛斯齊塔斯之間的腐敗案件。卡特爾集團便派出人員在他家附近掛起橫幅警告，“加爾薩你有24小時離開這個州，否則我們會殺你全家，甚至你的狗！”

“我是害怕的。每一次折磨都讓我開始懷疑做記者的意義。”加爾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經歷過誹謗、媒體關停和三次綁架，最后一次綁架被酷刑折磨了一周，到現在身體上還留著傷疤。

到墨西哥城后，加爾薩申請參加了一項針對人權活動家和記者的保護機制。

這是2012年女記者雷吉娜去世不久，墨西哥政府出資為受威脅新聞工作者提供的安保服務，包括提供全職保鏢、防彈裝備、家庭應急按鈕和監控攝像頭等。

高度危險的情況下，墨西哥政府還會將記者轉移到該國更為安全的城市。截至2021年底，墨西哥共有大約1500名人權工作者和記者受益于保護機制。

保護機制為加爾薩和家人提供了一套公寓、一名保鏢和些許的經濟支持。

“我不得不從頭開始，我全家每天只有70比索（約合人民幣20元）的食物。”加爾薩說，他被迫重新尋找一份維持生計的工作。

其間，他還做過平面設計、市場營銷和食品銷售。如今，加爾薩開始學習法律，為被迫離開家的記者提供法律服務。

加爾薩本人還面臨著心理創傷。從2010年開始，他就不斷被威脅恐嚇，或是目睹親密“戰友”被殺害。2013年，同事馬里奧·查韋斯在失蹤一周后被發現了遺體。

“他頭部中槍，腳被燒爛了，身上有多處傷痕。我的勇氣也受到了打擊。”加爾薩沮喪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即便在記者保護機制下生活了近5年，他也難以恢復再次從事新聞報道的勇氣。

保護機制還被指責存在審核效率低、安保反應不足等問題。按照規定，墨西哥政府應該在12小時內對發出求助的記者開展緊急援助，為其安排安全保護人員，并在緊急情況下提供安全屋。

“實際上，這一安保服務的響應可能需要兩周時間。”一家國際組織的成員巴爾比娜·弗洛雷斯(Balbina Flores)說。

在2022年遇害的多名記者中，利納雷斯、馬格瑞托等均申請了保護機制，卻在等待保護中被殺害。

在墨西哥，一些小型媒體機構對記者保護機制的存在知之甚少，也缺乏保護記者的職業習慣。例如，在一些監督性報道中，記者化名撰寫的稿件在文末依舊會留下實名的郵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