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料：群眾出版社，北京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編《刑事偵察案例選編2》
70年代的渡口市人民商場柜臺
1975年10月10日14時40分，四川省渡口市（今攀枝花市）攀枝花密地人民商場營業廳鐘表柜女營業員范某回到柜臺準備開始下午的營業，結果發現原本放在貨架上的一排鬧鐘后面的鑰匙不見了，她連忙拿備用鑰匙打開了玻璃柜臺，結果發現放在小鐵皮錢箱里的許多手表和一千多元的營業款都不見了。范某頓時如遭五雷轟頂，急得六神無主，就只知道哭了。商場經理聽聞消息后立即決定商場停止營業，關閉大門，連同營業員和顧客在內的所有人不得隨意離開，保衛科的保衛干事嚴密保護現場，然后打電話向渡口市公安局報案。渡口市公安局接到報案后立即派刑偵和技術干警火速趕到現場分別進行勘查和查訪工作。
70年代出現場的民警
范某說，當天是她母親的生日，她打算在中午下班后給母親做生日，11時40分她就將裝有146塊手表和1300多元營業款的小鐵皮錢箱鎖進了玻璃柜臺，鎖完后順手將鑰匙甩到了身后貨架上的一排鬧鐘后面就擅自離崗回家了。
人民商場營業廳副組長說，中午12時整，她站在商場門口催促所有營業員和顧客離場后就將商場的門鎖好后離開。
現場勘查表明現場門窗沒有發現踩踏和攀登的痕跡，鐘表柜臺的玻璃柜里陳列的32塊手表安然無恙，而小鐵皮錢箱內的146塊手表中的88塊和1300多元營業款被盜走，原本146塊手表是裝在10個紙盒子里，被盜走的有4個紙盒，88塊手表就分裝在這4個紙盒里。余下的6個紙盒里提取到了幾枚手印。與鐘表柜臺毗鄰的小百貨柜被盜走一個黑色的北京產人造革拉鏈挎包（長29公分、高20公分，上面印著兩架飛機和“北京”的字樣）和一個灰色的提包。
北京牌人造革拉鏈包
經過仔細的勘查，技術人員在中央柜臺內發現了幾枚全長26公分、前掌云紋狀、后跟為空格花紋的男式塑料底涼鞋印。范某原本甩在貨架上的鑰匙在鞋印旁邊的一個紙箱里被發現。這種鞋印經排查，商場營業員沒有一個是穿這種鞋子的，而普通顧客是沒有資格進入柜臺里的，因此可以認定是盜賊留下的鞋印，根據鞋印長短判斷，罪犯應該是個身高1.68米左右的男性。
根據現場勘查結果，警方判斷盜賊的作案時間應該是范某離開的11時40分至商場在14時40分開門營業的這段時間。判斷是盜賊冒充顧客從大門混入，利用中午商場下班時的忙亂時間段，蹲在中央柜臺一側隱蔽潛伏起來，待大門鎖上后就開始作案，作案結束后依然潛伏在中央柜臺等到商場下午開門后，利用營業員和顧客涌入商場、內外不分的混亂之機迅速從大門離開商場。
罪犯放過了玻璃柜內的商品未動，顯然是一種拖延被發現時間的一種手法，說明罪犯是個膽大心細、有作案前科的慣犯，同時對商場的環境和陳設比較了解，說明罪犯在作案前有過比較長時間的窺視和踩點準備，很有可能就住在商場不遠的地方，或者在那里有落腳點。
88塊手表連同1300多元現金被盜（88塊國產手表最便宜的100元左右一塊，最貴的300元一塊，按照平均200元一塊的價格計算總值也超過18000元，加上現金的話案值接近20000元，這在70年代絕對是一筆巨款），這是渡口市自解放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特大盜竊案，渡口市革委會（此時還處在10年運動期間）要求渡口市公安局組成專案組盡快破案，同時要求全市各黨政機關以及保衛部門必須全力配合專案組的工作，專案組要人給人，要車給車，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諉，違者以同謀罪犯論處。
本案的偵辦就此開展——
為了弄清鞋印的來源，專案組走遍了渡口市內的所有大小百貨商店以及相關的倉庫，并走訪了昆明、麗江和西昌的百貨商店，走訪了數以百計的精通制鞋業務的采購員和補鞋匠，并廣泛依靠群眾中的治安積極分子提供線索，最終確認現場的鞋印是鞍山市塑料廠生產的25（3）型前后空的黑色塑料涼鞋。這款涼鞋于1973年投產，只在鞍山市塑料廠獨家生產，僅在遼寧省內的商店銷售。于是，專案組將排查的范圍中加上了“從遼寧省來或者去過遼寧省或者有遼寧省的親戚關系”的排查要求。
10月10日下午至10月12日上午，專案組通過排查獲得了二百多起線索，第一輪的排查沒有發現有什么異常，但是在第二輪的復查中發現攀鋼機修廠（今攀枝花鋼城集團有限公司機械修造廠）干部王某芝的姨侄女婿唐克忠身上有嫌疑：因為唐克忠9月從遼寧海城坐火車來到渡口，住在王某芝家，希望王某芝幫他在攀鋼找一份臨時工的工作，但是在10月12日突然離開。既然大老遠地從遼寧趕來找工作，為什么突然在案發后不久就走了呢？
于是專案組在攀鋼機械廠黨委的協助下直接找到王某芝進行詢問。王某芝說：“唐克忠是我姐姐的四姑爺，幾年前我姐姐四姑娘結婚的時候見過一面，這次突然來到，先住在我女兒家，三天后又住來我家——”
王某芝的女兒——攀鋼軌梁廠工人崔某琴說：“9月11日中午，我和丈夫剛吃完飯，忽然一個頭發蓬亂，滿臉污垢的人闖了進來，叫我表妹。我問他是誰？他答：‘我是唐克忠’。這時我才看清楚他是三年沒見面的四表姐夫。見他只穿了件背心，一條褲子，一雙涼鞋，空著雙手，狼狽不堪。問他來干什么？他說來找臨時工做。我丈夫對他很不高興。留他住了三天，給了他十元錢、十斤糧票后就把他支到我母親家去了”。
按道理講，唐克忠從東北來渡口市當臨時工，而且在渡口市還有親戚，本來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但他為什么事先不向他的親戚打個招呼呢？來的時候為什么如此狼狽，連一點行李都不帶呢？
王某芝回憶說：“唐克忠穿的是一雙黑色涼鞋，涼鞋究竟是什么樣子沒有注意過，我讓他和我二兒子（攀礦機修廠工人崔某華）同他睡一間屋子，所以他知道的情況多一些。”
隨后專案組趕往攀礦機修廠找到崔某華，崔某華說：“唐克忠穿的是一雙前后空的黑色塑料涼鞋，他每天中午和晚上睡覺前愛穿著鞋子去水管上沖腳，從地面的水印看，好像后跟有許多格子。”
專案組問他能不能把花紋默畫下來，崔某華說可以，于是就在一張紙上畫出了大致的鞋印樣子，看上去和25（3）型前后空的黑色塑料涼鞋類似。專案組將罪犯留在案發現場的鞋印照片混在其它鞋印照片中請崔某華辨認，結果崔某華一下子就將案發現場留下的25（3）型前后空的黑色塑料涼鞋鞋印照片抽出了來。同時還向專案組透露說：“唐克忠每天愛獨自到人民商場去耍，回來后就躺在床上看小說《南海風雷》。10月10日上午11點我下班回家時，還看見他在離商場不遠的公路上逗留。10月12日上午他說他準備回遼寧，我看見他身上有一大扎5元票面的錢，他從中抽出一張5元的叫我幫忙買一條上海牌香煙，說要帶回遼寧。”
《南海風雷》
上海牌香煙包裝紙
住在王某芝家的還有兩個老太太，分別是王某芝的母親李某忠和婆婆崔戴氏，她們你一言我一語地向專案組補充道：“唐克忠10月10日吃過早飯，說到他叔叔（攀鋼修建部筑路隊工人唐某余）那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回來的。回來的時候兩眼通紅，手里提了一個灰色的人造革旅行包，里面裝了一砣東西。說是從他叔叔哪里借來的包包，準備裝東西回去。還說他叔叔給了他370元，70元給他做路費，300元給他叔叔的兒子買縫紉機。前幾天，他還到崔某琴那兒用紙盒拿來了20斤面粉。”
李某珍還補充道：“那天（10月11日）上午，他一人在屋里裝東西，我走了進去，他慌忙用衣服把那提包蓋住，說是他叔叔帶回去的東西不能讓人看，以后他又從崔某華那要了把鎖把提包給鎖了。”
于是專案組當即趕到攀鋼修建部筑路隊找到唐某余，唐某余否認10月10日唐克忠來這里找過他，同時也否認曾經借給過他提包和給過他錢。他表示：“唐克忠近年來由于不好好勞動，經常偷生產隊的東西，多次受到批判。因此我們叔侄關系一直不好。”
同時，專案組在王某芝家中提取了唐克忠拿過的紙盒和看過的小說《南海風雷》送技術科檢驗，從上面提取到了唐克忠的指紋，與在人民商場現場提取到的罪犯指紋進行比對，結果可以作同一認定。至此，專案組認定唐克忠是人民商場10.10特大盜竊案頭號嫌疑人。
10月19日，王某芝收到了一封唐克忠寄來的信，郵戳顯示信是在10月18日從海城發出的，信中稱：“我已到黑龍江布特哈旗（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扎蘭屯市）團結公社做臨時工去了。”
70年代的民警形象
雖然不能認定唐克忠此時就在黑龍江，但可以肯定他自離開渡口后到過海城。渡口市公安局立即派出一組偵查員趕往海城，在海城縣公安局的協助下，查清了唐克忠的底系：
唐克忠，時年26歲，祖籍海城縣八里公社南三道大隊（海城市八里鎮南三道村，2003年撤銷），有多次偷盜前科，當年9月海城縣公安局決定逮捕他，當民警來到唐家準備進行抓捕時發現唐克忠已經潛逃外地。抓捕組又一路追到黑龍江布特哈旗，在布特哈旗公安處的協助下排查了一圈，結果也是一無所獲。
撲了個空的追捕組回到海城，和海城縣公安局對唐克忠逃跑方向進行了研究，結果一致認為唐克忠因為身上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所以不大可能住旅社（當時住旅社都需要介紹信，沒有介紹信根部不接待），而此時東北的氣溫已經低于零下10℃，蹲山洞、睡荒野無異于找死，所以唐克忠很大可能是藏身在某個親戚家。
于是追捕組在海城縣革委會、公安局和八里公社革委會的大力協助下迅速摸清了唐克忠在全國的48個社會關系，并分別用電報、電話聯系相關地區的公安機關派人協助對這些社會關系的落腳點進行監視控制。
70年代的沈陽站站房
11月21日中午，一只黑色“北京”人造革挎包突然出現在鐵路沈陽站（位于遼寧省沈陽市和平區的特等車站）第三值班室的辦公桌上，值班員打開后發現里面裝著大量的手表，并有一張字條，上面寫著：“我見跟蹤幾天了，只好把88塊手表存放在你處，望轉交給渡口市公安局。”
經鑒定筆跡，可以確定是唐克忠的親筆筆跡，但是手表經過清點只有78塊，還有10塊依然不知去向，而這只“北京”包經確認是人民商場小百貨柜被盜走的那只黑色挎包。它的出現，說明唐克忠很可能就在沈陽。
因此沈陽市公安局刑警大隊立即全員出動，對沈陽市境內的各車站、旅社和交通要道設卡堵截，同時向遼寧省各地的公安機關發出緝查通報，但連續查了三天卻一無所獲，看樣子唐克忠已經逃離了沈陽。
另一路偵查員于11月29日來到唐克忠的家詢問他的妻子李忠香，然而李忠香油鹽不進，一言不發，任憑民警百般教育和勸說，就是不吐一個字。無奈之下警方只能徹底搜查整個房間，當即搜獲現金400元和一塊新手表。李忠香一看到錢和手表，當即臉色蒼白，但依然死咬著嘴唇不發一言。
偵查員嚴厲警告李忠香：“唐克忠罪孽深重，你現在的唯一出路只有同他劃清界限，揭發他的問題，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否則就憑這些錢和手表，你一個窩贓的罪名就跑不掉！”
李忠香此時的心理防線已經徹底崩潰，不由得跪地求饒，偵查員隨即又好言寬慰，李忠香表示愿意坦白交代。11月30日，李忠香拆開了家中的幾條被子，從里面取出了9塊手表、17條表帶和610元現金，還交代了唐克忠已經逃往山西省沁水縣，藏在東觀公社東觀大隊、她的二妹李忠芳家。
專案組立即將情況電告沁水縣公安局，同時派出抓捕組火速趕往沁水縣，并于12月4日在東觀大隊李忠芳家將唐克忠抓獲歸案，同時繳獲了被盜的灰色人造革提包。
唐克忠被捕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以自己已經將大部分手表歸還為由拒絕承認罪行，而且對這一點十分頑固，認為既然自己已經先將78塊手表歸還，而且最后的10塊手表也全被起獲，就應該對自己從輕處理。
對此，專案組耐心地對唐克忠進行了反復教育和普法，告訴他這事一碼歸一碼，歸還大部分手表確實可以減輕他的罪行，但不能成為他拒不認罪的理由，想要獲得從寬就必須徹底坦白自己的罪行這一條出路，最終在僵持了10天后，唐克忠放棄幻想，徹底繳械投降，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唐克忠從十來歲就開始小偷小摸而多次被處理，但他惡習不改，反而變本加厲，1975年他偷了公社和生產隊的豆餅和衣物，遭到了生產隊的批判，當他得到消息，得知海城縣公安局準備將他批捕時于當年9月5日逃跑，從海城扒乘貨物列車和混乘旅客列車到達渡口。于9月11日到了表妹崔某琴家，因為被崔某琴的丈夫嫌棄，于9月14日轉到姨媽王某芝家。
在姨媽家，唐克忠整天無所事事，每天就到攀枝花密地人民商場轉悠，看到鐘表柜臺里的各種手表，他就想偷。于是就在隨后一段時間里天天來商場觀察踩點，發現商場管理制度十分混亂，下班鈴一拉，營業員鎖了柜臺就走，中午下班時不清點商品，只在晚上下班時才進行清點，于是決定挑一個中午下手。
10月9日晚上，唐克忠在商場早晚服務部打聽到商場的部分營業員在10月10日要去參加義務勞動，中午要關門休息兩個半小時，覺得這是個動手的好機會。10月10日上午11時，唐克忠進入商場營業室，見鐘表柜臺營業員范某在11時40分就鎖了柜臺，將鑰匙丟在貨架鬧鐘后面后就匆匆下班走了，當12時下班鈴響后，各柜臺的營業員不顧還有部分顧客沒有離開就紛紛鎖了柜臺下班，唐克忠就順勢蹲在中央柜臺的一堆肥皂箱子旁邊，假裝看柜臺里的商品，這樣就算時被發現了也能借口沒來得及出去。
蹲了一會兒后，他聽到門口有營業員吆喝顧客趕緊離開，然后就聽到了鎖門的聲音。隨后唐克忠就起身，通過文體柜臺進入鐘表柜臺，在鬧鐘后拿出鑰匙將柜臺打開，取出了裝手表的小鐵箱子，挑選了88塊手表（他認為88這個數字比較吉利），拿了1393元的現金，然后從旁邊的小百貨柜臺拿了一個黑色“北京”挎包和一個灰色人造革提包，將手表和現金裝進包里，柜臺里還有不少價格昂貴的進口手表（最貴的價格達900元），他一塊也沒有動。
將手表和錢裝進包后，唐克忠將鑰匙丟在一只放在揚琴邊上的空貨箱里，然后坐在貨架后面的裝肥皂的紙箱子上等著商場開門。14時30分左右，他聽到了開門聲，門一開后，一群顧客就搶在營業員前面蜂擁而入，唐克忠趁機混入顧客人群，大搖大擺地走出商場。
10月12日，他離開渡口回到海城的家中，將手表和現金交給李忠香，要她將這些贓物縫進了被子里。一連幾天，他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門，10月18日，他留下一封信要妻子寄給渡口的二姨王某芝后就離家逃往黑龍江布特哈旗的親戚家，但是躲了一段時間就因為當地冷得待不下去，不得不折回海城。此時渡口的專案組偵查員已經出現在海城，妻子李忠香對他說“四川來人來捉你，你找死啊你！”
唐克忠嚇得魂飛魄散，連忙從被面里取出78塊手表裝在黑色“北京”包里，于11月21日乘坐火車到了沈陽站，將包放在第三值班室里并留下了一張字條，然后帶著灰色手提包和部分贓款逃往沁水縣東觀公社小姨子李忠芳家躲藏，直到被抓。
至此，渡口市人民商場10.10特大盜竊案在渡口市公安局專案組一個多月的偵辦下宣告破案，判決情況歡迎知情小伙伴積極補充。
責任編輯：Rex_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