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戰疫錄)法國姑娘Clarisse：弄堂里的“翻譯員”

中新網上海4月24日電 題：法國姑娘Clarisse：弄堂里的“翻譯員”

中新網記者 鄭瑩瑩

來自法國的26歲姑娘Clarisse Le Guernic，正在上海黃浦區瑞金二路街道的一個小區里當志愿者。法語、英語、中文都說得很流利的她，成了弄堂里的“翻譯員”，為外國居民化解一些日常交流困惑。

盡管社交軟件如今都帶有翻譯功能，但并不完全達意。比如一個外國人將翻譯好的中文發到群里：“誰拿了我的快遞？”但其實他想表達的意思是：“我有一個快遞到門口，但好像不見了。”因為沒有準確表達，鄰居們都有些生氣了，Clarisse趕緊跟他說，你還是用英語，我來翻譯就好，不要直接用翻譯軟件，太容易造成誤會了。

Clarisse負責服務小區里來自法國、美國、巴西等國家的十幾個外國居民。剛開始做志愿者的時候，她挨家挨戶去通知，告訴他們如何做核酸，應該注意些什么，“因為喇叭通知是用普通話喊的，他們聽不懂，所以我就上門一個個通知。”

后來她索性把這些外國居民的微信號一個個拉到社區聊天群里，每當居委發通知的時候，她就在群里做“翻譯員”，讓小區里的外國居民也及時了解有關情況。

Clarisse的普通話講得很好，因為她從初中三年級就開始學中文了。那年她12歲，學校除了法語和英語，又額外開設一門語言課，可選西班牙語、德語或中文。中文試聽課上，教課的法國老師特別有趣，讓Clarisse一下子喜歡上了這門語言。當時老師還說，“選中文課的人很少，以后這門語言就是我們在學校的秘密語言了。”

沒想到，這一學，她就停不下來了。高中，中文依舊是她的第二門外語；大學本科，她選了法國一所大學的中文專業；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她來到上海的復旦大學做交換生，還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除了跟家人聊天，其他時候都只說中文。“當時其實我已經會中文了，但有口音，后來就模仿其他人說話，慢慢就變好了。”她說。

她還記得那時候一群外國人聚在一起練習中文，“有泰國、馬來西亞，還有澳大利亞的，感覺那時我們都‘發明’了自己的中文，錯誤比較多，但我們不管，我們還是能聽得懂彼此的中文。”

Clarisse說，有些家長讓孩子學中文，可能是覺得中國發展越來越好，學了中文以后好找工作。但她從十幾歲開始，就說自己想去中國生活，“一開始是好奇，慢慢我發現，我說中文比我說法語更自信，不害怕跟陌生人交流，也可以隨性做自己，我想我可能屬于這里。”

Clarisse來自法國西部一個只有5萬人口的海邊小城市，剛到有2500萬人口的大上海時，看到車水馬龍、高樓大廈，原本并不喜歡大城市的她心想：先待幾年，然后去中國的鄉下生活。

但時間長了，她發現自己特別喜歡上海，喜歡這里的歷史、建筑，還有上海人的熱情，“有時候，走進一條弄堂，就像離開了大城市，停在一個小村子里。我把上海當成有很多個小村子，聚在一起。”

大學本科學習結束之后，Clarisse想留在中國，但發現有點難，“我學了中文，但這里的所有人都會，我需要其他工具。”

于是，她繼續讀研究生，選擇了旅游管理專業，在法國、中國兩地學習。2019年畢業后，她留在了上海。一開始在一家法國人開的旅游公司工作，帶著外國人騎行上海，后來因為疫情，公司關閉了。“當時我想，如果我要繼續在旅游行業找工作，短期內可能有些難；回法國，我也不想，所以我就選擇了在上海創業試試。”她說。

于是，她和朋友開始小規模地經營起一家公司，做的是她心心念念的歷史、建筑與旅游，有時候是城市漫步，有時候是探秘上海，但都離不開上海的老建筑，以及上海的歷史名人。

創業創得如何？“經濟上沒壓力”，她說。她更看好前景，因為疫情結束后，市場將更大，顧客將更多。

Clarisse有一個中文名，叫樂蓋曦。她說這是她19歲生日的時候，一位山東同學替她取的，“當時我在上海做交換生，同學問我要什么生日禮物，我說，給我取個中文名吧。后來就有了這個名字，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跟我的法語名字讀音相似，另一方面是因為跟我的性格很配，我很‘樂’觀。”

“有時候我也會不開心，但我會想，現在有什么值得我開心的，想想還挺多的，那就應該開心。”她說。在她看來，做人必須要樂觀，不然感覺難以在這個世界生活，畢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完美的，就像沒有完美的人一樣。

如今，Clarisse和朋友住在一個她喜歡的上海石庫門建筑里，她說這里有她想要的理想生活：比較自由，自己創業，可以安排自己的時間；經常旅游，除了疫情期間，她經常出門走走；可以養些寵物，她現在有一條狗、三只貓；可以開車，她有中國駕照；結交了很多朋友，不會讓父母擔心她只身在外……

“我的生活就在這里了。每個人的想法不太一樣，個人覺得舒服就行。”她說。

關鍵詞： 外國居民 有時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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