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歷史悠久綿長，稀世文物無數，很多國寶都曾有傳奇的經歷。

有這樣一件國寶，年代超過2500年，彌補歷史研究空白，卻做了村民整整20多年的夜壺，這背后究竟有怎樣的離奇故事？

【資料圖】

寶簋現世，國寶重現人間

1997年5月的一天，周原博物館迎來一位平凡又奇特的訪客。

說他平凡，是因為來訪的是一位“平平無奇”的劉姓農民。他是扶風縣當地大同村的，操著一口地道的陜西話。

說他奇特，是因為他隨身攜帶這一件頗有年代感的器物，希望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可以幫忙鑒定。

對于這種要求，博物館的館員倒也不覺得意外。

畢竟自從自己進館工作以來，“鑒寶”的場景并不罕見。

周原博物館位于寶雞市扶風縣召陳村。

雖說博物館位處村野荒郊，也才是1987年成立的“新館”，但周原博物館卻是地地道道的國家二級博物館。

憑借的就是博物館的位置和館內的珍貴藏品。

要知道在三千多年前，扶風縣的地域曾是先周居民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區，博物館就是根據附近的周原遺址而得名。

在當地，考古工作者發現很多像甲骨文甲片，和諸如折觥、師同鼎在內的青銅器等珍貴文物。

有鑒于扶風縣地下豐富的文物資源，周原博物館經常接收到當地農民在勞作時意外發現的文物，乃至于國寶。

在館員眼中，這位要求鑒定的農民無非是當地千千萬萬“拾寶農民”的一員，便也不再稀奇。

當館員接到農民遞過來的器皿時，只覺得手中一沉。心中念叨“呦！難道是個青銅器？有點意思！”

只看著青銅器不方不圓，花紋奇特，和之前在文獻和展館中展示的器皿都不一樣。

當館員打開蓋子，準備一探青銅器內部乾坤的時候，一股濃烈的腥臊之氣撲面而來，險些把館員熏了個跟頭。

經過一番交流后，館員才發現，原來這農民竟把這“鐵罐子”當成夜壺，放在家中20多年。

正當館員被農民的“荒唐舉動”哭笑不得時，他仔細端詳一陣器皿的內部，他竟然“鐵罐子”蓋子上發現大量銘篆的“金文”。

“呢滴乖乖！有銘文！這怕不真是個青銅器的文物吧？！”

被眼前的景象震撼，館員自知必須將此事通報研究員羅西章了。

羅西章這個名號雖然并不為普羅大眾所知，但在考古學界卻是響當當的學術大家。在周原博物館，羅老更是考古權威般的存在。

羅老長期扎根在周原一帶進行科研考古，曾經主持并確認西周陽燧和西漢麻紙等重要文物的發掘。

同時羅老最擅長的就是鑒定周朝禮器，知名國寶害夫簋就是由羅老鑒定確認的。

當館員將發現疑似重要青銅禮器的消息告知羅西章先生后，羅老立即趕到接待大廳，親自鑒定文物。

通過觀察，羅老斷定這器物是一支“簋”。所謂“簋”實質就是青銅制的大碗，在古代經常盛放谷物等食物。

而在商周時期，除卻餐具的性質外，“簋”還有禮器的屬性。在古代的祭祀和宴饗中，經常有偶數量的簋和奇數量的鼎相互配合使用的情況。

在《周禮》等講述古代禮儀的書籍中，就有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的記載。

可見在商周時代，簋擁有重要宗教和政治象征意義。眼前這只簋極有可能是重要的文物。

當羅老仔細研究簋蓋的銘文后，立即明白這支簋的巨大價值。

雖然羅老并未取得銘文的全部拓本，但是憑借其深厚的學識和多年來考古鑒定的經驗，羅老已經斷言銘文與周天子冊封大臣有關。

在羅西章先生看來，如果所料不錯，這支簋應該有2500到3000年的歷史。

由于其銘文與周朝政權官職冊封有關，這支簋更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研究價值，這是極有可能是一件國寶??！

在確定青銅器價值后，博物館方面立即與劉姓農民協商，希望他能將文物上交國家，但這位劉大爺似乎并不愿舍棄自己使用20多年的尿壺。

最終雙方協商，劉大爺以二千元價格將簋留給博物館。

經過周原博物館一眾研究員辛勤的工作后，眾人終于一覽這件文物的全貌。

此文物高36厘米，口部直徑有近25厘米寬，周身青銅打造，足有13.5公斤重。

而且根據形態和銘文推測，基本斷定這支簋是周夷王時期的作品，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

蓋上總共129個銘文，記錄周天子冊封周人“獸”為官職“宰”的歷史事件。這支簋也因此得名“宰獸簋”。

正當周原博物館，乃至于整個陜西考古界都為“宰獸簋”的重新現世歡欣鼓舞之際，羅西章先生卻陷入深深的憂慮之中。

因為從禮儀上講，簋絕不會單獨出現，往往是一整套制作埋葬的。

根據銘文顯示，這支簋是周天子冊封大臣“獸”時鑄造的。

“獸”是大臣也就是大夫，按禮儀應當有四支簋配套使用才對。

也就是說，除卻這支“宰獸簋”之外，另外還有三支“國寶”。

而且當博物館眾人回憶鑒定“宰獸簋”的過程時，他們普遍覺得，“鑒寶”的劉大爺在面對研究員就家中是否還有其他類似文物的疑問時，回答匆忙，言語不詳，似乎另有隱情。

于是周原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決定聯系當地部門，調集劉大爺家的資料，親自前往“鑒寶”的劉大爺家探望。

不想，此舉卻也揭開劉大爺一家與國寶不得不說的“緣分”。

機緣巧合，農民國寶“結緣”

根據當地管理部門提供的信息，博物館的研究員找到劉大爺的家中。

不出意外的是，劉大爺一家對這些考古學者非常抵觸，并不想過多談論發現“宰獸簋”過程的細節。

經過同行當地村部領導的勸解，劉家人才打開心扉，向研究人員透露自己的心聲。

其實他們對于將“尿壺”上交國家的行為并不認同，在他們心里，這些“尿壺”是伴隨自己多年的身邊物，他們舍不得。

一切都要追溯到26年前的1971年。在1970年末，劉大爺家所在的扶風縣大同村遭遇水災。

因為洪水沖擊，泥沙俱下，導致作為重要生活和農業灌溉水源的寶雞峽渠道被泥沙淤堵，村子不幸斷水。

水是生命之源，小農經濟抵抗自然能力本身就較差，再加上扶風縣所處位置水資源本就稀少。

一旦斷水危機如果不及時解決，不要說復工復產，就連百姓自己的生存都會遭遇巨大危機。

所以為保住下一年的收成，更為保證自己的生存，1971年初當地政府決定調集當地居民前往寶雞峽渠道進行清淤浚通工作。

當時正值壯年的劉大爺作為家中當之無愧的勞動主力，自然也參與其中。

劉大爺本就生性質樸，又好幫助其他人，在當地一直都有不錯的口碑。

即便在辛苦地清淤工作中，劉大爺也經常放棄完工休息的時間，主動幫助村中的朋友、鄰居完成工作。

那天，劉大爺一如既往地在渠道中鏟運著泥沙。

當時早已是艷陽高照，其他人都紛紛歇腳吃中午飯。但劉大爺想得卻是盡快完成分配的工作，既能幫助他人，又有機會早日回家休息。

當劉大爺揮舞著鐵鍬上下翻飛，挖出一堆又一堆淤泥時，他雙耳先是聽到清脆的“當”一聲，雙手又感覺到一下震動。“這是挖到硬東西了呀！”劉大爺心想。

在河道里，無非就是鵝卵石或者洪水沖來的石頭，經過幾天勞作的劉大爺對此早已見怪不怪。

但是他還是會放緩手里的動作，用鐵鍬盡量輕柔地撥開硬物上的泥沙。

倒不是他發現這硬物另有乾坤，純粹只是因為他不想因為幾塊不值錢的石頭把手里的工具弄壞。

在那個年代，國家經濟疲弱，物資短缺，劉大爺一家的生活得緊緊巴巴的。

如果真的因為干活力氣太大把手里的鐵鍬弄壞，無疑會令“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可是隨著劉大爺撥開的泥沙越來越多，他逐漸發現事情不太對勁。因為他發覺，眼前的硬東西不太像石頭。

那東西形狀有棱有角，敲起來回音響亮，明顯是如鐵一般的金屬制品。

當他蹲下身來，細細清理那東西后，他才發現那是一個周身青灰色的“鐵罐子”。

不僅底部有厚實的方臺，“罐身”兩側有一對“把手”，周身還有很多奇怪但古樸的花紋。

剛把一個“鐵罐子”挖出來沒多久，劉大爺又陸續在附近挖出三個類似的“鐵罐子”。

盡管沒什么文化的劉大爺并不清楚這幾個“鐵罐子”到底是個什么東西，但卻越看越喜歡。

聯想到家中條件，因為幾個孩子的降生愈發困難。

在年景差的時候，連幾件像樣的家具都沒有，劉大爺便心生出將這四個“鐵罐子”帶回家中使用的念頭。

因為當時其他人都在吃飯，所以劉大爺挖掘出“鐵罐子”并將其帶回家的行為并沒有被其他村民和相關領導發現。

就這樣，剛剛現世的珍貴國寶就被帶回陜西農民的家中做起家具。

可怎料，滿心歡喜，以為自己給家里添置物件的劉大爺，在回到家后就被老婆潑了一大盆涼水。

原來是劉大媽覺得這幾個“鐵罐罐”烏突突的，好像是上了些年頭的樣子，不知是不是別人用過的。

另外這個罐子太淺，只有10多厘米，幾乎一捺那么深，裝不了多少東西，連帶底下的方臺又顯得那么笨重。

所以劉大媽一度要求劉大爺將這些“鐵罐子”丟到荒郊野外去。

可劉大爺自從將其挖掘出來的那一刻，就被這些“鐵罐子”的外形和花紋吸引，對它們很是舍不得。

眼見平日對自己百依百順的丈夫這么為難，劉大媽也不想再做計較。

她對劉大爺說，想要把它們留下也可以，但得給他們找個用途，不能在家里白白當個擺件。

劉大爺當然樂得同意，看這幾個東西長得像夜壺一般，索性將這些“鐵罐罐”當成孩子的尿壺。

因為劉大爺平日在村里好幫助人，家家戶戶都受他們家不少好處。

所以很多村里鄉親即便知道劉大爺家有幾個長相奇怪的尿壺，也沒人說什么。

所以國寶“宰獸簋”就以尿壺的身份，被使用整整26年。

改革開放后，國家經濟逐漸發展，劉大爺的生活也好了起來。

當他從電視和報紙上看到歷史文物相關的消息時，國寶的形狀對其留下深刻的印象。

“怎么這國寶長得和那幾個尿壺那么像啊？難道我家這尿壺也是文物？”

懷著這種心情，他才想起來攜帶者“鐵罐子”前往博物館“鑒寶”。

對劉大爺而言，他根本就不想丟棄或上交這些“鐵罐子”。

如果經鑒定確實是國寶，那他就會好好保留這些文物，作為自家的“傳家寶”。

即便被鑒定為普通產品，作為跟隨自己家20多年的貼身物件，劉大爺也會好好地把它們留在身邊，只是保管不會那么細心。

得知傳奇國寶“宰獸簋”的現世，背后還有這么多故事，拜訪的研究人員心中無不感慨萬千。

在他們感慨國寶與劉大爺一家的機緣時，更堅定自己要妥善保護文物的決心。

在得知劉家尚有三個類似的青銅器之后，考古人員立即請求劉大爺將這些國寶交給博物館來保管。

但此時，劉大爺一家的表現更為猶豫，不僅是因為他們心中舍不得，更因為文物販子早已對其開出“天價”。

呈現歷史，億元難抵價值

自從劉大爺以兩千元為代價，將“宰獸簋”交給周原博物館保管后，扶風大同村老劉家有國寶有文物的消息便如同長出翅膀一般飛速向周圍地區傳播。

離劉大爺從博物館回來沒幾天，就有來自西安和全國其他地方的文物販子找到劉大爺家里，希望收購這些珍貴的青銅文物。

其中有不少人對劉家開出5萬一支的高價。

劉大爺并沒有被這些利益誘惑，但讓其分文不取地將家中器物捐獻給國家，他也并不甘心。

于是劉大爺向拜訪的研究員提議，希望博物館向劉家提供十萬元援助，劉大爺就能做主獻出三支簋。

十萬換三支青銅簋，這令博物館研究員的眉頭皺成疙瘩。畢竟博物館手里沒那么多資金，也沒有這個預算。

可是我們必須承認，劉大爺一家為這條建議也承擔不小的損失。畢竟當時劉大爺一家的日子過得實在太苦了，外面的誘惑太大了！

在現在看來，5萬一支的收購價似乎并不是什么夸張的價格，問題在于那是1997年。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97年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才不到3800元，其中農村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僅有2090元。

也就是說5萬在當時相當于一個農民將近25年的收入總和，況且劉家手里還有3個，那就是15萬元。

那在貧窮落后的扶風縣將是怎樣一筆“天文數字”，用天價形容絕不夸張。

別看5萬元一支青銅器是很高的價碼，但是對于文物拍賣而言只是九牛一毛，特別是對于青銅器而言。

青銅器普遍出現在商周時期，歷史久遠，材質奇特，具有較高的收藏價值，長期受到市場的熱捧。

比如1997年時紐約佳士得拍賣行就曾以165萬美元的價格成交一尊青銅大鼎。

盡管“宰獸簋”在大小體量上不及青銅鼎，但勝在三支一組，且有較高歷史研究價值。

如果拍賣，價格只高不低。

如2021年北京保利拍賣單支西周青銅簋，3358萬人民幣成交。

再如同年紐約蘇富比拍賣單支商代小子簋，最終成交額達到543萬美元，合3530萬美元。

可以想見，如果將“宰獸簋”整套拍賣，以記載周王冊封大臣史料的銘文和四支一組為競標噱頭，其最終成交價格超過1億元人民幣，都只是十分輕松的事情。

可是“宰獸簋”其背后歷史研究價值勝過億元的拍賣價，是千金不換的稀世珍寶。

在西周中后期的諸多周王中，周夷王在內期間出土文物最少。在“宰獸簋”出土之前，全所僅有寥寥幾件文物。

可以說“宰獸簋”的出土為周夷王期間的歷史提供更豐富的證據。

另外簋蓋的銘文，詳細記錄周王封賞臣子的整個過程，也為歷史學家研究西周時期政治和經濟制度提供詳實史料，填補歷史研究的空白。

想著這一點，研究員咬著牙應下劉大爺的建議，但畢竟博物館資金有限，無法一次性拿出來。

最終雙方協定，博物館方面以分期三年，向老劉家提供十萬元補助，剩余三支“宰獸簋”由周原博物館收藏。

稀世國寶四支整套“宰獸簋”，最終以如此戲劇化的方式重現天日，又回歸博物館。不得不說是我國千萬國寶傳奇經歷的又一個例證。

做好歷史研究，傳承歷史智慧，我們才會有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