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Adorno,1903-1969），也譯作特奧多·阿多爾，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
無更多的“更多”
阿多諾對海德格爾思想的批評性關注貫穿其學術生涯的始終。在被視為其思想萌芽的就職演說“哲學的現實性”中，阿多諾就著重反思了海德格爾對存在問題的哲學思考。阿多諾認為，“存在本身的問題”實際上是“最不徹底的問題”，因為它“與空洞的形式原則沒有什么不同”，而對“存在”追問的前提則在于“思維絕對適應于存在并與之關聯”。（見王鳳才譯“哲學的現實性”，《國外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這種與“存在”絕對適應的關于存在的思想在日后《本真性的行話》一書中，便成為了“本真性的行話”。
所謂“行話”（Jargon），通常指某個社會階層或職業在特定語境中使用的詞匯，往往蘊含著超出其自身含義的“更多”（Mehr）。阿多諾在《本真性的行話》中聚焦于海德格爾存在哲學中一系列關于“存在”的“行話”，如“此在”“本真性”“畏”“向死而在”“本有”等，當然也包括“存在”。在阿多諾看來，海德格爾試圖單憑這些“行話”揭示出現實的人的生存意義乃至使得“存在”本身如其所是的那樣顯現。然而，這種超出行話本身的“更多”，“日常語言在此時此地說出來，好像它就是神圣的語言似的”。換言之，被穿上“靈暈外衣”的日常詞匯搖身一變而“為哲學普遍概念和理念（如存在的理念）涂上濃墨重彩”。
在主體與客體、概念與非概念物（即無法為概念所統攝的“概念剩余”）的非同一性哲學視域中，阿多諾堅持客體（非概念物）優先性。我們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特別是第一卷第一章“費爾巴哈”章中，反復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頁)應該說，這種從“現實的人”出發思考人與歷史、人與社會現實關系的觀點也是阿多諾對海德格爾生存論、存在論思想進行批判的出發點。
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青年黑格爾派將理論批判視為變革社會的力量，從而帶有一種內在的回避（乃至逃避）現實的因素，那么阿多諾所批判的以海德格爾生存論、存在論為代表的現代德意志意識形態，其根本問題在于，在對“存在”的反思與追問中使得思想完全等同于存在。也即，人的生存和實踐活動所取決于的物質生活條件被視為“如此存在這般”，被抽象為一種“空洞的形式原則”，最終淪為一種“對存在的虔誠”。阿多諾認為，“在這種行話中，那些有血有肉的、非隱喻的東西的香味，都悄然地被精神化了”。質而言之，本應反思并超越人類生存困境的存在哲學，只不過是一種“故意地將它的日常生活神圣化”的本真性行話。它所蘊含的“更多”，不過是一種與現實生存狀況別無二致的空洞幻想。
2
對何為“死亡”的不同意見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意在懸擱傳統形而上學對人的種種抽象定義，進而讓“在世存在”的此在，在領會自身生存狀況并通過其生存活動使其自身的存在得以顯現：“這種存在者的存在總是我的存在。這一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對自己的存在有所作為。作為這樣一種存在的存在者，它已被交托給它自己的存在了。對這種存在者來說，關鍵全在于（怎樣去）存在。”在海德格爾看來，此在與其他存在者不同，它能夠在生存論、存在論的意義上存在，具備“去存在”（zu sein）和“向來我屬”（Jemeinigkeit）的存在論特質: “此在的‘本質’在于它的生存”，而“這個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對之有所作為的那個存在，總是我的存在”。
然而，在阿多諾看來，海德格爾的生存論、存在論分析已然成為一種確證社會現狀合理性的意識形態神話（“本真性的行話”），這種確證集中體現在海德格爾對此在“向死而在”的分析之中。
海德格爾將死亡視為此在最根本的可能性，而“這種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可能性是無可逾越的。向這種可能性存在使此在領會到，作為生存之最極端的可能性而懸臨在它面前的是：放棄自己本身。但這種先行卻不像非本真的向死存在那樣閃避這種無可逾越之境，而是為這種無可逾越之境而給自身以自由”。此在面對這種“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所展現出的“畏”，使此在在世存在時對于諸多生存可能性做出本真的選擇和決斷。
在奧斯維辛這一具體歷史情境之后思考的阿多諾卻認為：“自奧斯維辛以來，害怕死亡意味著，怕死是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見阿多諾《否定辯證法》）海德格爾費盡心力地區分常人的非本真性“怕死”與此在的本真性“畏死”，認為常人所“怕”之“死”不過是在存在者層面上將死亡理解為對象（事件）的“他人之死”，只有此在本真地所“畏”之“死”才能使此在置身于充分展現其生存可能性的自由之境。
對上述本真性行話不遺余力進行“祛魅”的阿多諾，認為海德格爾渲染的此在通過“向死而在”獲得本真的生存領會進而做出本真選擇最終“給自身以自由”的一整套話術，一方面將人之生存（與死亡）的現實性全部抽離，另一方面將現實的人面對死亡時的無力感與畏懼感超驗化為人的生存特質，“正如這種行話所說，痛苦、災禍和死亡都是應該被接受的”。諷刺的是，在生存論、存在論哲學中勇敢“向死”的此在，卻“毫無能力對抗人被貶低為功能集合這個事實”。
在阿多諾看來，以海德格爾生存論、存在論為代表的現代德國意識形態，實質上是在進行一種“去社會化”的思考。奧斯維辛焚化爐中的囚犯，因為被迫放棄自身的生命而喪失掉任何存在的意義，而幸存者們則只能依照編號來證明自己曾經在集中營存在過，海德格爾所提供的“悲慘的安慰”（“我”因“我”的向死而在而成為本真的“自己”）充其量只能讓人沉湎于“最極端的抽象性”的幻想之中，然而終究敵不過一縷青煙或者一個編號。
3
成為問題的“過度抽象”
無獨有偶，奧地利哲人、奧斯維辛幸存者讓·埃默里在《變老的哲學：反抗與放棄》中也對類似“死亡面前人人平等”這種抽象的形式化原則進行了有力的反駁：
一個貧窮的可憐鬼獨自在醫院里死去，得不到冷漠的護士的重視，和一個富人在高等病房里離去，是截然不同的:對于后者而言，桌子上有鮮花，醫生們為履行高薪職位的義務而親切問候、體貼入微，親屬們時常來探望，這些也許都幫不了他，但卻能讓一些沒有痛苦的時刻更平緩地度過。在將死的日子里還有好生活，正是這種好生活將他的生活和窮人苦難的生活如此赤裸裸地區分開來。
人們必定會一再說，我們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這話說來跟沒說一樣,或者說，它將平等的要求排擠進可恥的、不具約束性的形而上學領域——我們在死去時卻不平等。
——參考《變老的哲學》中文版第155頁，楊小剛譯，鷺江出版社2018年版。
顯然，“在死亡面前的平等”只是形而上學思辨意義上的形式平等，實際上，此處的“死亡”和“平等”一樣，都只是一種空洞的抽象概念；由于它不具有任何歷史與現實的“約束性”，因而對它的宣揚是“可恥的”。與此相反，“在死去時”的每一個個體所面對的社會、家庭、個體情境則是復雜多樣且無法整齊劃一的。在筆者看來，埃默里對于“在死亡面前”和“在死去時”的區分，也適用于阿多諾對海德格爾生存論、存在論的批評。
事實上，在1965年題為《形而上學：概念與問題》系列講座的第14場中，阿多諾向他的學生推薦了埃默里的著作，并特別強調：“說死亡在所有時代都毫無變化，這是一個謊言；死亡也是一個相當抽象的實體。”（參考阿多諾《Metaphysic:Concepts and Problem》，Polity出版社2000年版）在海德格爾本真性的行話中，死亡便被去社會化為一種“相當抽象的實體”。存在哲學試圖反抗對“存在的遺忘”，為現代人的生存賦予意義，但卻由于這種行話“用糟糕的經驗做成了超驗性”而蛻變為一種僅僅試圖在思想中把握現實總體卻又空洞無物的幻想、一種本真性的“磨牙聲”：“極端抽象的自身性，那無非是不停地說著我、我、我的磨牙聲，是如此的虛無，就像‘自身’在死亡中變成的那樣”。
由此可見，阿多諾在《本真性的行話》中對海德格爾生存論存在論的反思與批評，旨在擊穿對“存在”的概念拜物教式幻想，洞察關于生存和死亡本真性行話的意識形態神話屬性，從而使現實的人掙脫抽象概念的束縛，在具體的生命實踐活動中成為自己、改變世界。
文中未注明出處的海德格爾觀點引用自《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阿多諾觀點引用自的《本真性的行話》，謝永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撰文 | 羅松濤
責任編輯：Rex_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