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高度肯定和推崇“義”，但司馬遷卻并不像先秦儒家那樣對“利”諱莫如深。恰恰相反，他在《貨殖列傳》和《平準書》中大談“利”與“富”的價值，大有以“利”為重、以“富”為榮之勢，體現出他在義利觀上的獨特貢獻。
首先，司馬遷認為“利”是人民基本的生活要求，并肯定求利、謀富是人的天性和自然之理，是人“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在《貨殖列傳》開篇，司馬遷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老子心目中排斥仁義、擯棄富貴的小國寡民社會是不切實際的。接著又指出自有史記載以來，人就有“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希望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生存狀態更好一點，所以追求物質利益的滿足、貪圖安逸是人共同的欲求，這既符合人性也符合自然。司馬遷分析了各個階層、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男男女女所從事的所有活動的根本動機，認為他們無一不在追求財富和利益。因此，他描繪了一幅生動形象、奔放深刻的眾生求利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那些“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的賢人，“守性死節，隱居巖穴”的隱士，“攻城先登，臨陣卻敵”的士卒，“攻剽椎埋，劫人作奸”的閭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的俠士，“不擇老少”的歌伎，“飾冠劍，連車騎”的游閑公子，“不避猛獸”的獵者，“博戲馳逐”的賭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醫農工商等等百工之人，都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財富和利益。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家乃至普通百姓莫不如此。
其次，司馬遷認為“利”不僅具有社會價值，能夠影響甚至決定人們的物質生活、社會地位，還具有道德價值，是倡導和實踐仁義道德的基礎。人求利的欲求和天性，如無形的手一般，驅使眾人各任其能、各竭其力，進而推動農工商虞的發展，使得國家強盛、百姓富庶，最終達到“上則富國，下則富家”的效果。因此，對于這種欲求，要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關于財富對社會地位的影響，司馬遷曾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這是說人們對于財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往往會低聲下氣，多出百倍的就會懼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會被人役使，多出萬倍的就會為人奴仆，敏銳地洞察到了社會關系背后的經濟關系的重要性。有著千金、萬金收入的庶民，雖然并無官職，但其吃穿用度等物質層面的享樂堪比封君甚至王者，這即是所謂的“素封”。此外，司馬遷在繼承管子思想的基礎上，還提出了“禮生于有而廢于無”“人富而禮義附”的著名觀點，從道德產生的根源和前提上為富正名，強調利以生義。他說范蠡便是“富好行其德”的典范，他曾三次獲得千金之財，兩次分于貧賤之交與同姓無房兄弟。經商致富的子貢，在獲得了“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的待遇后才進一步促使孔子之名、孔子之學的布揚天下。在《平準書》中，司馬遷又以文景之治為證，在極力渲染漢興七十年的盛況之后強調指出，“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后絀恥辱焉。”對于普通人來講，人只有富裕起來，才會懂得禮義，才有余力去倡導、推行和實踐仁義，實現精神境界的升華。
再次，司馬遷認為對“利”的追求必須受到“義”的限制，否則“利”就會變成“害”，成為社會的禍亂之源。他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只要不危害政治、傷害百姓，就應該因民所欲，鼓勵人們在與生俱來的求利、求富欲望下謀取財富。“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即是司馬遷為求“利”活動所設定的價值標準。在此基礎上，司馬遷提出著名的“三富論”，將致富途徑分為高低不同的三個層面，所謂“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是指從事農業及畜牧業的生產致富，是最為推崇的。末富是指從事商業、運輸、服務業等行業致富，是第二等的。通過作奸犯科等不正當手段致富的奸富是最下等、最不道德的方式。為了倡導人們以正當的方式致富，即“以義取利”，司馬遷歷數了當時各地賢人致富的不同道路，以供后人參考。他們有靠冶鐵致富的，如蜀地趙氏和程鄭；有販賣糧食致富的，如宣曲任氏；等等。這些人所在行業不同，求富方式各異，但卻都依靠自己出奇制勝的絕技妙招以合乎道義的方式而發家致富。
與傳統儒家重義輕利不同，司馬遷在尚“義”、先義后利的同時，還立足于社會發展和現實人生，揚棄其中的迂遠空疏之處而成一家之言，特別強調了“利”的重要性，順應人們的求利欲望，鼓勵人們以正當的方式求利，顯得更為客觀、率真和務實，從而建構起其頗具遠見的義利理論，對人們如何正確看待義利的關系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文章原標題《重利，利以生義——從<史記>看司馬遷的義利觀(下)》，刊載于《學習時報》2022年4月1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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