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死金牌”是民間對“丹書鐵券”的俗稱。所謂鐵券，是古代帝王賜給大將勛臣以保證其本人與家族世代享有朝廷優渥待遇以及免罪等特權的證書。因其證書如版，用鐵制成，故名“鐵券”。鐵券上的文字，一般用朱砂寫成，或者在其上刻字而鑲嵌以黃金，故亦稱“丹書鐵券（鐵契）”、“金書鐵券”等。
鐵券形制
鐵券的形制，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六嘗有頗為詳細的考證：“是劵也，鐵質金字，本形正圓，而空虛其中，鐫勒制文于外已，乃用古傅別法。中分其器而二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諸得劵之人。故今存于世者，形如半甑，正與契劵兩別之理相應也。”即鐵券制成后，君臣各持其半。程大昌又云鐵券“要之取錄功堅久之義，故以鐵為之”。
唐、宋時期的鐵券實物，今日可見者有唐末昭宗于乾寧四年（897年）賜予割據浙江的鎮海鎮東等軍節度、彭城郡王錢镠（今建國吳越）的鐵券，形如蓋瓦，上嵌金書333字，內容包括錢镠官爵、封邑與受封功績等，并特加說明可免錢镠本人九死，或免其子孫后代三次死罪。據北宋僧人文瑩《續湘山野錄》云“唐昭宗以錢武肅镠平董昌于越，拜镠為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劵”。南宋人袁褧《楓窗小牘》卷下也全文記錄了錢镠“鐵券”上的誓書，文末云：“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于天下。”
《漢書·高祖紀一》稱劉邦“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程大昌認為“其殆鐵劵所始耶”，并指出“至《功臣表》所載‘山河帶礪’等語，乃鐵券丹書文也”。《后漢書·祭遵傳》亦云“丹書鐵券，傳之無窮”。將誓書刻寫在鐵券之上，當然是取鐵的堅固，可傳長久。因此，歷代天子“與功臣剖符作誓”即賜予鐵券的初意，是為表示崇渥功臣，并期待“傳之無窮”。所以《舊唐書·代宗紀》有“功臣皆賜鐵劵，藏名太廟，畫像凌煙閣”的記載。但從歷史上頒賜鐵券的實際情況分析，君王賜予功臣鐵券，與其說是為“賞殊功也”，毋寧說是為了“安反側”。這在兵燹不絕、政局動蕩的五代時期尤為顯著。
五代鐵券
史載，被譽為五代時明君的后唐明宗李嗣源，在成為天子后曾經詢問侍臣道：“古鐵券如何？”大臣趙鳳答曰：“帝王誓文，許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祿。”后唐明宗聞言感慨道：“先朝所賜，唯朕與郭崇韜、李繼麟三人爾，崇韜、繼麟尋已族滅，朕之危疑，慮在旦夕。”趙鳳亦云：“帝王執信，故不必銘金鏤石矣。”后唐明宗如此感慨的背景，是后唐莊宗滅亡后梁，賜予開國功臣郭崇韜、李嗣源和李繼麟（朱友謙）三人“免死”鐵券。郭崇韜當時“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趙郡公，邑二千戶，賜鐵券，恕十死”。結果，郭崇韜、李繼麟皆因遭到天子猜忌而無罪被誅殺，李嗣源被逼舉兵，登基稱帝。當李繼麟家族被族滅之時，其妻張氏入內室取出“丹書鐵券”，向監刑大臣夏魯奇指示道：“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語！”夏魯奇亦甚“為之慚”。
當時被賜予鐵券除上述三人及吳越王錢镠以外，還有朱溫，唐僖宗嘗賜其“鐵券及德政碑”；太傅、許國公韓建，唐昭宗“賜鐵券”；魏州節度使范延光，后晉高祖石敬瑭嘗冊封其為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其結果也是，朱溫（即朱全忠）篡唐稱帝，乃后梁太祖；錢镠也稱霸江浙一方。至于韓建在兵變中遇害，范延光被殺。
據《舊五代史》載，后晉初，節度使范延光“據鄴城叛”，后晉高祖遣將討伐，圍城經歲，“城中饑窘”，于是后晉高祖遣使入城勸降，“因賜鐵券”，改封范延光為高平郡王，“延光謂門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許以不死，則不死矣。’因撤去守備，素服請降”。待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于河陽。河陽守將楊光遠貪圖其財貨，上奏天子“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籓，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然而后晉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在焉，持疑未允”。但楊光遠看穿天子之意，于是遣其子“以兵環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子何得脅制如此？’明旦，則以白刃驅之，令上馬之浮橋，排于水中”。然后上奏朝廷：“延光投河自溺而死。”因“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此后涇州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奪其妻，式家人詣闕上訴”。后晉高祖因張彥澤有軍功，“釋其罪”。言臣李濤“伏閤抗疏，請置于法”。后晉高祖云：“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李濤遂厲聲責問：“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賜鐵券，今復安在？”后晉高祖無法回答。
被賜予鐵券的功臣大將，若不是自己稱帝稱霸，大多未得善終，所以鐵券之賜予，反而不能達到使君臣相協的初衷，使得君臣相互猜忌之意更甚。稍后，后周太祖郭威為安撫盤踞河東的后漢主劉崇，允諾“即當便封王爵，永鎮北門，鐵券丹書，必無愛惜”，但劉崇不屑一顧。周世宗柴榮為招降淮右南唐守將郭廷謂，“遣諜以鐵券及其壘”，郭廷謂“拒之”。殷鑒不遠，鐵券之不為臣下所信者至如此。因此，后唐大臣趙鳳有“帝王執信，故不必銘金鏤石矣”之語。
宋代鐵券
入宋之初，宋太祖統治根基不穩，潞州節度使李筠起兵反宋，東南的揚州節度使李重進也蠢蠢欲動，宋軍面臨腹背受敵、兩線作戰的危險。此時，李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前往潞州聯絡李筠，欲聯手抗宋。不料翟守珣在途中潛入開封城謁見宋太祖，心中正擔憂揚州與潞州聯手的宋太祖急忙詢問起揚州情況，并問道：“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翟守珣回答：“重進終無歸順之志。”于是宋太祖便送給翟守珣很多財物，許以官爵，讓他回去勸說李重進不要急于起兵，“無令二兇并作，以分兵勢”，而李重進也確實“信之”，未即刻起兵。
按說殷鑒不遠，李重進也絕非初出茅廬之“雛兒”，多年來一直在充滿刀光劍影的政壇上斗狠廝殺，怎會輕易聽信翟守珣之言，放棄這一難得易失的東西夾擊宋廷之有利時機？顯然，大家都是明白人，所謂“養威持重，不可輕發”的勸說，是要李重進隔岸觀火，待宋廷與李筠斗得兩敗俱傷之時，自己可得漁翁之利。此計策頗合李重進的心意，故李重進按兵不發，靜觀事態發展。但時機難得易失，待宋太祖破滅潞州李筠兵叛以后，遂回頭“將經略淮南”。面對“愈不自安”且不信鐵券效用的李重進，宋太祖又反其道而用之。據《宋史·周三臣傳》載，宋太祖改任李重進為平盧節度使，讓他離開經營有年的揚州，李重進對此自然“必增疑懼”，宋太祖又遣六宅使陳思誨“赍鐵劵往賜，以慰安之”。鑒于五代時期受鐵券者的“前車之轍”，所以宋太祖賜予李重進鐵券，“以安其心”云云，不過是一托詞而已，其實質用意乃是逼迫李重進速反，好使自己得到一消滅李重進集團的借口。于是不愿束手歸附的李重進只得如宋太宗所愿而倉促據城舉兵，結果遭到宋兵一擊即兵敗身死。
或者有人認為：宋太祖賜鐵券，實有安撫李重進之用心，只是李重進自己心懷鬼胎、不敢相信而已。但除賜鐵券與李重進一事外，宋太祖還曾特賜南唐降將盧絳鐵券，由此事完全可以看出宋太祖根本未將鐵券當一回事：宋軍攻破南唐都城金陵，南唐宣州節度使盧絳“無所歸，欲據福建以叛”，率部下經過歙州城，歙州守臣龔慎儀“閉門不納”，盧絳攻破城池，殺死龔慎儀。此時宋廷命南唐各地將領皆“罷兵入朝”，但盧絳猶豫不決。正好宋軍先鋒將曹翰“使赍鐵劵至”，盧絳遂歸降，并入京城朝見天子。龔慎儀的侄子龔穎已先歸宋，為侍御史，見到盧絳，即上訴于宋太祖，“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留”。宋太祖下令誅盧絳，盧絳大呼曰：“陛下以鐵劵詔臣，恕之以死。今以微罪一旦見殺，千古而下，且彰陛下之無信。”宋太祖答：“朕為龔慎儀殺賊而已，何負于卿！”
有鑒于鐵券在相當程度上反成為君臣互相猜疑之物，宋太祖乃別辟蹊徑，通過“杯酒釋兵權”，即以賜予錢財良田、君臣聯姻等方法來安撫開國功臣，以為解除其兵權的對價，而終使君臣得以相安，其關系相比較其他朝代要來得和睦。
通觀有宋一代，除宋太祖嘗兩次賜予鐵券外，南宋初年也曾賜與臣下鐵券一次，但這次賜予鐵劵事件，太過兒戲：史載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大將苗傅、劉正彥兵變，逼迫宋高宗退位。不久，四方勤王兵馬迫近臨安城，苗、劉“始懼”，于是有人建議，“褒傅、正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苗、劉在逃出杭州城前夕，還率兵闖到宰相辦公的都堂，討要“所賜鐵券”，宰相朱勝非便“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制造”。據岳珂《桯史》卷六《鐵劵故事》載苗、劉兩人欲南遁，“其屬張逵為畫計，使請鐵劵。既朝辭，遂造堂，袖札以懇，忠靖（宰相朱勝非）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制造，不得住滯。二兇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嘩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劵，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制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可見其忽悠，但苗、劉兩人皆一介武夫，不明其中奧妙，結果隨即遭到宋軍的追殺，身首異處。
朱勝非諸人不知鐵券制度，倒也非是故意欺騙苗、劉兩人，實是因為自宋廷不再賜予臣下鐵券，就是宋仁宗也因不明其形制如何，曾好奇地向錢镠后人錢晦打聽其“家所藏鐵劵，欲見之”。錢晦遂“并三朝御書以進”，宋仁宗“皆親識其末，還之”。
宋太祖對鐵券頗不以為然，而宋代士大夫的一般認識也大體類同。如王安石《讀漢功臣表》詩云：“漢家分土建忠良，鐵劵丹書信誓長。本待山河如帶礪，何緣葅醢賜侯王？”按《漢書·黥布傳》云漢高祖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醢”所謂“葅其骨肉”。又《唐書·楊元琰傳》載武則天末年五大臣“定計誅張易之等，賜鐵券，恕十死。俄而柬之、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被誅，故晁補之在《唐舊書雜論》中議論云：當時五臣所恃乃“區區賜功臣鐵券恕十死，豈不兒戲也哉！”而最為著名之事，是宋真宗時，宋朝使臣王曾出使遼國，遼國派邢祥來接待。史載，因遼國上承唐制，賜予大臣鐵券，而邢祥也知宋朝不施行此制度，故特意夸耀“其國中親賢賜鐵劵”。王曾隨即貶斥道：“鐵劵者，衰世以寵權臣，用安反側，豈所以待親賢耶？”邢祥“媿，不復語”。
不過，鐵券在宋代倒也不是一無用處。南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二曾記載一事：元豐年間，蘇軾因“烏臺詩案”下大獄，獄卒“即問五代有無誓書鐵劵，蓋死囚則如此，他罪止問三代”，使蘇軾誤以為天子欲處死自己，遂“為一詩付獄吏，他日寄子由”，其詩有“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之句。可見五代鐵券，在宋朝仍承認其有效用。至于《水滸》中說小旋風柴進家族擁有宋太祖所賜的“免死鐵券”，并由此生發出的種種故事，則只是小說家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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