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逝世五十周年。為紀念這位文學巨匠，新近出版的作品有川端康成的小說精選集《川端康成文集（文庫本）》和傳記《川端康成傳：雙面之人》。1972年4月，川端康成選擇在人生的巔峰結束生命，沒有留下只言片語。此時距他于1968年作為日本人首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過短短數年。
無言的離去，同樣讓人想起小津安二郎導演墓碑上那個大大的“無”字，與他們作品中互印的禪意一般，留給世人幾分猜不透的意味。三島由紀夫曾說，川端康成是“永遠的旅人”。其一自然是因為他是日本現代“旅情小說”的始祖，幾乎每個讀過《伊豆的舞女》《雪國》《古都》《千只鶴》的人，都會想去伊豆、新潟、京都、鐮倉等地一訪，在川端康成的筆下，特定的場景與情節交融在一起，使這些原本就適合旅行的地方看起來更迷人；其二或許是因為，川端康成的人生，也像是一場充滿了寂寞與哀愁的踽踽獨行。
橫光利一
擅長“以短為長”的作家
從出生時開始，川端康成就與死亡的陰影相伴：2歲喪父，3歲喪母，此后又陸續送別了祖母、姐姐與相依為命的祖父，成為孤兒。因他參加的葬禮太多，在禮儀、程序等方面十分熟稔，親戚們甚至半開玩笑地稱他為“參加葬禮的名人”，川端康成后來的一篇同名短篇小說，可以看作是自傳性質的孤寂獨白。
進入文壇后的許多年，川端康成又陸續主持了許多作家的葬禮，其中包括摯友橫光利一、恩師菊池寬，還有小他二十六歲、由他親手提攜起來的三島由紀夫。
川端康成不是那種半路出家或是“兼職型”的作家，他在小時候就確立了要當作家的志向，并順利考入當時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帝國大學，就讀于文學系。1924年，川端康成畢業后，和橫光利一等人一起樹立起了“新感覺派”的旗幟，主張以感性直觀地把握事物的表象，尋求新的感覺和現實。
這樣一批剛開始在文壇闖蕩的年輕人，肩上還沒有所謂的傳統負擔，他們快速吸收著彼時西方流行的文學風潮，更多關注的是藝術意識和文藝技巧的革新。無論是“新感覺派”的文學理念，還是川端康成以“掌小說”開始起步創作，都體現了這一點。
“掌小說”即小小說，在日本流行之初，一般照搬法語“Conte”的名稱，后來才得此本土化之名。1923年，日本作家岡田三郎旅法歸國后，便積極向國內介紹和推廣這種小說形式。1926年，川端康成出版了第一個掌篇小說集《感情裝飾》，在新感覺派運動時期的同人中，川端康成創作掌小說最多，也最有成就。他認為，掌小說雖極短，但絕非小品文，反而比短篇小說更純粹，更加要求內容、意境、構思和語言上的精巧簡潔，以達到內涵的深邃。
從川端康成后來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擅長“以短為長”，長篇小說也像是由一個個小小的片段組構而成，不注重整體的結構，而是使其層層交疊，最終形成豐美風景。
雖然“Conte”來自法國，但小小說在日本是有悠久傳統的。由小故事組成的《伊勢物語》、清少納言的《枕草子》，江戶末期的“落語”（類似我國的單口相聲）和“川柳”（由十七個日本字母組成的詼諧、諷刺的短詩），還有極短的和歌、俳句，皆培養了日本國民的審美情趣。
對于川端康成來說更是如此，平安朝的歷史、文化深刻地影響了他，十四五歲時，他照顧纏綿病榻的祖父，就養成了在一旁看《源氏物語》的習慣。川端康成將掌小說作為創作的開端，追求通過短小的篇幅呈現瞬間意象與感受，這種以俳句精神來寫小說的方式，或許已隱隱體現出了“先鋒”中“傳統”的召喚。
歌川廣重《蒲原 夜之雪》
有意識地代表日本
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先生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唯一精通中文的，他曾在訪談中提起當年評選川端康成為獲獎者的過程。
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樣，從一群提名作家中選出最好的一個。外在的因素，如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針對這種變化所引發的關切等，均在評委的考量當中。隨著日本經歷了二戰的失敗和戰后的崛起，1968年前后，評委們就已經決定要選出一位“能夠代表日本的”作家來接受此獎項。也就是說，這位作家并不單純以文學家的身份去領獎，對日本、日語感到陌生的讀者，都將會以他的作品為渠道，去認識、理解、評價日本。
評委會向三位研究日本文學的世界知名專家征詢意見，反饋回來的意見非常集中：霍華德·希貝特推薦了谷崎潤一郎和川端康成；唐納德·基恩推薦了三島由紀夫和川端康成；伊藤整被詢問時，由于谷崎潤一郎已經去世，他答道：“既然谷崎潤一郎失去了資格，那我的名單上就只有一個名字——川端康成?！?/p>
獲獎后，川端康成在前往瑞典的旅途中寫完了自己的演講稿《我在美麗的日本》。他從道元禪師和明惠上人的和歌開始講起，然后講到詩僧西行、良寬、一休宗純的詩，芥川龍之介、太宰治的小說，《古今和歌集》《伊勢物語》《源氏物語》以及《枕草子》的古典傳統，以及東洋畫、花道、茶道的精神，似乎想把“日本美的傳統”整個一股腦地甩給在場的來賓，全然不顧在斯德哥爾摩現場的人是否真的能理解。
此時的川端康成，已經有意識地逆轉了年輕時追求“革新”的態度，將自己的文學重新解釋為日本傳統之美的代表。這和戰爭留下的恥辱與反思，摯友橫光利一在1947年的早早離世，以及國家價值的徹底粉碎都有一定的關系，川端康成開始以寫作者的身份，去重新面對日本的文化和傳統。
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諾貝爾文學獎時，有意將演講稿的標題取名為《我在曖昧的日本》，似乎是想要糾正川端康成給世人留下的印象，他無法和川端一同喊出“我在美麗的日本”這樣“單一”的口號，大江健三郎想要強調的，是一個更矛盾、復雜的日本。
但是，回顧川端康成的演講稿，全篇用溫柔的語氣堅定地細陳來歷，何嘗又不是一種對現實感受到的強烈疏離？1947年，《雪國》最終章刊發后，川端康成同時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散文《哀愁》，其中他寫道：
戰爭中，尤其是戰敗后，我比以前更深信日本人沒有能力感受真正的悲劇與不幸。沒有這樣的感受力就代表著感受的客體也不存在。
戰敗后，我只好回到日本固有的悲哀里。我不相信戰后所謂的世道與風俗，也不相信所謂的現實。
在日本經濟起飛，并于1968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時，川端康成卻執著地在古典的日本幻影里徘徊。《雪國》通常被視為日本文化的精髓，故事中這個美麗與哀愁的國度，也許只存在于川端康成的理想之中吧。
1932年的川端康成
結束也是開始
川端康成被視為是“新感覺派”的代表作家，但實際上，“新感覺派”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并不長，而當時更能支撐“新感覺派”的也是橫光利一的《蠅》《頭與腹》《春天馬車曲》《太陽》及其后的《上海》等作品。無論后來的川端康成多么光燦耀眼，最開始他只是以好友、支持者、輔助者的身份，存在于橫光利一的身邊。直到二戰后痛失摯友，川端康成在給橫光利一的悼詞中許諾：“讓我帶著日本的山河幽靈，為你而活吧?！?/p>
雖然川端康成后來并不以“新感覺派”稱呼自己的作品，甚至否認過自己在“新感覺派”寫作上的能力和意愿，這份信念卻始終存在于他的小說當中。如同作家楊照所說，“他不寫客觀的景物，而是讓景物有機地和角色、情節，尤其是感情融合在一起，創造出我們自己去到那里，客觀上不必然會有的‘新感覺’?！?/p>
如同《雪國》開頭的那段描繪，“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的原文實際是“夜的底部變白了”；《伊豆的舞女》的開頭，“陣雨已經把叢密的杉樹林籠罩成白花花的一片”的原文實際是“雨的腳，將叢密的杉樹林染白了”。許多人會覺得川端康成的文字難翻譯，除了他的語言融合了日本古語以外，還有他擅長調動五感與想象，提煉出十分幽微特殊的感覺之故，難以直譯成外語。
這種選擇一個剎那、強調片刻感受性的文字，與之相似的正是俳句。極短的形制下，俳句的停留之處，也是延伸余韻的開始。一個斷片，一個省略號，就讓讀者自由去發揮想象吧。川端康成的人生，是否也是如此呢？
責任編輯：Rex_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