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奧數、下午外語，一周七八個補習班，逼到最后沒了興趣，也就沒了學習。”在昨天舉行的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第二場“委員通道”上，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的一席話，讓“減負”再次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如何為學生減負，讓孩子主動學習、幸福成長，使教育回歸本源?今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給出許多真知灼見。
須打破“唯分數論”指揮棒
減負難，難在“唯分數論”的指揮棒上，這已成為不少代表委員的共識。
“現實中，唯分數、唯升學情況嚴重，導致中小學學生厭學、家長焦慮、學校無奈，使得教育背離初心，出現了‘內卷’現象。”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胡衛直言，造成這種局面的成因很復雜，教育評價改革裹步不前無疑是主因之一。
在胡衛看來，雖然歷次中高考改革形式不斷翻新，但評價內容卻并未發生實質性變革，甚至還強化了應試傾向，加劇了學生負擔和家長焦慮。“只重結果的評價方式，導致學生乃至家長之間功利取向、過度競爭，但教與學的效率不升反降，致使學生消極厭學、身心俱疲。”
這一現象并非少數。民進中央在調研中發現，相當一部分家庭將家庭教育的重心和關注焦點放在學生學業成績上，這是導致青少年學業壓力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胡衛解釋說，現有評價方式偏重知識的標準化，強化了中小學生機械訓練和死記硬背，淡化了知識的綜合運用和創新思維的培養，導致學生創新意識和能力的匱乏。
胡衛建議，要逐步降低考試量化分數在評價中的比重，同時加強對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方面的質性評價，將學生的綜合表現列為同樣重要的評價指標，體現評價整體觀。
設立校外培訓機構“紅線”
減負難，校外培訓機構的推波助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營銷廣告的狂轟濫炸之下，即便學生在課堂內減了負，周末仍可能見縫插針地上各類補習班，導致課堂內減的“負”在課外加了回來。
這一情況并非個案。在全國政協醫藥衛生界、教育界聯組會上，來自北京市東城區史家教育集團的王歡委員談到，當前“校外培訓機構亂象”等問題引發學生家長和社會高度關注。
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說，家長們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個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也唯恐孩子輸在分數競爭的起跑線上。這些問題都屬于社會性問題，不是教育部門單獨可以解決的，需要社會各方面、各有關部門共同努力研究解決。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閩景將培訓機構的競爭形容為“瘋狂的營銷大戰”。他提供了一組數據：3家知名在線教育機構從2020年2月到11月的營銷費用就超過了100億元。倪閩景解釋說，如此“燒錢”營銷，勢必會擠占在課程、教學和師資建設方面的投入。
“校外教育是良心行業，一旦唯利是圖，問題就會十分嚴重。”倪閩景建議，對廣告法涉及校外培訓的條款進行修訂，或出臺專門的《校外培訓機構廣告管理條例》，并建立風險防控動態預警機制，加強對預收費的監管，創新監管方式。
他還建議監管部門加強對資本市場的管理，防止無序資本廝殺，通過財務透明、網絡直接預警、在線數據監測、設立紅線區域，強化過程性監管，堅決對惡性競爭說“不”。
減負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減負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減少課業量本身，從長遠來看，更關乎一個人的綜合發展。
“一個學校沒有升學率，就沒有高考競爭力，但教育只關注升學率，國家恐怕也沒有核心競爭力。”唐江澎說，分數是重要的，但分數不是教育的全部內容，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標。
他說，在“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出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這應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在唐江澎看來，好的教育應該是培養終身運動者、責任擔當者、問題解決者和優雅生活者，給孩子們健全而優秀的人格，贏得未來的幸福，造福國家社會。
“今天孩子的全面素質，就是我們國家未來的整體實力，也就是我們社會的幸福程度。”
減負背后，關乎教育體制改革的宏大命題。要圍繞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以教育評價改革為牽引，統籌推進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改革。”在全國人大代表、復旦大學教授丁光宏看來，這可以讓不同的學校“百花齊放”，發揮各自優勢特長，為國家培養方方面面的人才。
王歡說，教育事關千家萬戶，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對打著教育旗號侵害群眾利益的行為，要緊盯不放，堅決改到位、改徹底，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見習記者 顧杰 劉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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