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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美國青少年尤其是女孩，生活越來越痛苦：他們可能罹患抑郁癥，產生自殺的念頭并付諸行動，或被“沒完沒了的悲傷或絕望”所困擾。
每個時代的成年人往往都會對年輕人的狀況感到擔憂，因為在對心理趨勢的討論中，危言聳聽者更令人信服。根據紐約大學學者喬納森·海特的記錄，愈來愈多跡象顯示，美國青少年心理問題惡化的轉折點發生在21世紀一零年代初，并一直持續到今天。
海特認為，關鍵肇因是社交媒體的興起。美國《大西洋月刊》還列舉了其他因素，比如自由派宣揚青少年對氣候變化有負面影響、校園槍擊案頻發以及特朗普崛起帶來的焦慮。這些原因往往具有更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美國保守派堅稱，這是政治認同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封鎖造成的破壞性影響。
筆者認為，心理健康趨勢的轉變與智能手機日益替代個人社交同步，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劇了這個問題的嚴峻程度，并不是令轉變發生的決定性因素。撇開數據不談，相對于20世紀90年代，社交媒體惡化了長大成人的經歷，這使青春期的一般自我意識感覺更加殘酷。
在互聯網上，人們可以建立任何類型的世界，但新技術給社會帶來壓力，并帶來了不好的結果。20世紀60年代，社會中出現了更加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并在21世紀頭10年達到峰值。這種自由主義的決定性特征是迅速世俗化和越來越多的性放任，比如對離婚、非婚生子女的寬容。
在奧巴馬時代早期，許多自由主義者認為，這些趨勢是積極和健康的，或者至少是可持續和可控的。它們沒有產生保守派一直擔心的社會混亂，犯罪率、雙親家庭的衰落可以作為一個經濟問題處理，而且美國藍色陣營（至少是中上階層者）似乎成功地平衡了道德自由和個人責任。
但隨后，智能手機革命給了在家庭穩定性較差、對宗教依戀較弱、強調自我創造和對“規范性”有強烈敵意環境下長大的人機會，幫助其打造并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世界。這些人創造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網絡世界，它在有毒的自戀和暴民的團結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其所謂的治療話語與真正的社區脫節，反而充滿了陰謀主義和意識形態狂熱，以及模仿性的苦難和絕望的災難主義。
所有這些都使社會自由主義看起來比2008年更加不可持續且具有自我破壞性，它不僅受到政治激進主義和回歸無序的威脅，而且受到家庭和戀愛關系崩潰的威脅，甚至受到可怕的原子化和生存恐懼的威脅。
如果你哀嘆技術對社會的沖擊并試圖改變其影響，是很有意義的。但人們也應該有更深入的審視——曾經看起來穩定和成功的東西，如今似乎更像是一棵被挖空的樹，而其之所以還矗立著，只是因為風是輕輕吹拂著的，但這棵樹遲早會被像斧頭一樣揮動的智能手機砍斷。（羅斯·多賽特 陳俊安譯）
責任編輯：Rex_21
